【行业新闻】不要让科技成果留着实验室
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有一批非常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参与其中，他们一面对接高校、科研院所，一面对接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而国内技术经理人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人才也短缺，所以促进技术经理人参与成果转化，要在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方面补齐短板。
“好政策关键在落实”
“政策出了一轮接一轮，但这两三年，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没有显著变化。”吴寿仁长期工作在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线，看了许多高校、科研院所的情况，他说：“好政策关键在落实。”
以上海为例，《2018年1-9月上海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统计快报》显示，2018年1-9月上海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14059项，比去年同期下降4.1%。其中，9月认定登记技术合同1522项，成交额37.88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23.8%和32.2%。
而从全国高校层面看，数据更是不乐观。据《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全国各类高校全年专利授权数共229458项，合同形式转让数为4803件，转化率只有2%。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及产业化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40%～60%的平均水平。
症结在哪？“高校、科研院所没动力。”吴寿仁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没有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迭代更新，一些地方、部门出台的政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高校的考核体系没有变化，仍以教学、科研为“指挥棒”；另一方面，对科研人员奖酬金比例的不断加码，也影响了单位作用的发挥。“不断提高科研人员的奖酬金比例，并不一定有利于成果的转化，成果转化的核心问题不是把科研人员的奖酬提得多高。”吴寿仁说。
一个难以改变的问题是科技成果转化对高校教师评职称、写论文往往没有多大帮助，科技成果转化在应用科学技术研究课题中没有考核指标。如果转化科研成果还不如多做几个国家重点课题，那么转化的动力从哪里来呢？
“搞科研＞搞教学＞做社会服务”的地位不等式在高校中仍十分普遍，同时，重论文轻转化的倾向也一直没变。老师对产业化积极性不高，大量成果在实验室“沉睡”。
齐爱民也提到，由于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不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不足等，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科研成果考核仍以专利授权为标准，未以专利转化为重点，使得高校科研成果大批量产生，但真正得到转化的却极少。
科技成果转化要市场化
制度障碍成了迈不过去的一道坎。美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AUTM）成员、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技术转移办主任樊华做了多年的专业技术经理人，今年初回到国内，他感受最大的是两边存在的环境、制度差异。
“在国外的一些高校，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地位已经开始不光看他在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多少篇论文了，这只是作为评价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要看他为社会做了多大贡献、科研成果产业化了多少。”樊华说，而在国内，很多科研工作者拿着科技成果主要还是为了评职称，靠其他手段去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有些舍本逐末。
另外，国内对接高校和企业的过程还在管理阶段，远远未达到运营层面。“很多高校技术要作价入股的话，流程大概要走半年到一年，企业‘怨声载道’，一些项目甚至根本就开展不下去。”樊华表示，有时候，技术是好技术，但过了市场窗口期，经济价值就大大下降了，很多企业反馈，一些高校走流程，就像“陷入沼泽”一样，“一些行政管理人员不会为了一项技术成果转化加班，激励机制缺乏，很多技术的黄金时间就耽误了，商机也流失了。”
樊华希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能“去中心化”，走出体制，让市场来主导。“美国在《拜杜法案》制定之前，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复杂的审批程序导致政府资助项目的专利技术很少向私人部门转移，科技成果转化率极低。后来，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逐渐市场化，奠定了美国创新经济的地位。希望中国尽早能发挥出应有的势能，搭建出自己的创新经济体制。”
北京超凡技术转移转化研究院院长张晓宇也有类似的感受，在市场化的基础上，他希望市场能更法制化、尊重创新。“市场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理解深度还是不够，为创新付费的意愿仍不强。”张晓宇说，就他实际接触的企业来看，许多都缺乏专利布局经验、科技情报分析和管理策略意识，甚至有的已经做到几百亿规模的企业花大价钱购买了海外科技成果，却遭遇技术引进了生产不出来，或者专利技术一半都是无效的、轻松就被山寨的境况。而山寨的违法成本还很低，对于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都是很大的打击，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项目由政府设立，成果出来有实际价值的较少，中标人盯着政府下达的指标，交差了事，即便获得专利也是竹篮打水，没有实施价值。”齐爱民认为，项目应该由企业设立，政府可以引导和支持，搭建平台，但不应该自己登台唱戏。“面向企业的项目，自然不用谁去推动转化。”
来源：青年报
